6月3日15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做客第379期“新杏坛”，于知新楼础620室做题为“生态学视野下的山东北朝摩崖石刻”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杜泽逊教授主持，我院徐俊教授、陈硕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杨子墨老师等出席，吸引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杜泽逊教授简要介绍薛龙春教授的治学领域和研究成果。薛龙春教授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明清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与金石文化的研究，着作宏富。
首先，薛龙春教授根据“文”与“迹”的关系，强调摩崖题刻及其衍生物的特殊之处。商伟先生在《题写名胜》中谈到，胜迹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书写的产物，一处地点总是通过书写来指认、命名、界定和描写呈现，好比凤凰台、黄鹤楼，所谓“地以一诗传”是也。由此，薛龙春教授进一步指出，就广义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乃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题刻不仅指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胜迹。明代嘉隆之后，随着商旅的发展，文人到访与题刻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渐成风气。清代乾嘉以降，由于金石学的繁盛，山东北朝摩崖石刻及其衍生物甚至比地方风景的图绘与刊印更加直接地起到了塑造胜迹的作用。
其次，薛龙春教授谈到明、清两代文人观看山水及其上题刻文字时的差异：明代文士往往通过精心选择出游时机，将自己与普通游客作区分；而乾嘉以后，寻访碑刻则成为文人出游的重点，其时频出各式“登岱图”，大量题诗之中也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显见的例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传统金石学家的研究重点是金石上的文本，对“物”的关注并不充分。薛龙春教授以西方汉学家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研究为例，引入并反思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摩崖石刻时所倡导的地理景观学方法，进而提出“摩崖石刻生态学”的概念。西方汉学家在将历史上累积生成的景观理解为设计景观或艺术创作时，未对时间、历史因素予以充分考虑。薛龙春教授则提示，摩崖石刻常常是就地取材，摩崖所处的环境未必具有特定的意义，其意义更须从功能、成本、技术以及最终的形式中探求，如《经石峪金刚经》刻在石断面上的“罗”字、仅有双钩痕迹的“命”“布”二字笔画的迭压，都是例证。同时，要引入时间变化的视野，明代张岱透过溪流阅读到的无色经文，与今人所见的红色经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摩崖与题刻，在黄易、聂鈫等人眼中，它们是相互提示而非协作的关系，“山水从金石中见,金石自山水中来”，山水与金石共同构成了泰山作为胜迹的景观。不过，题刻之于山水，题跋之于本幅，仍是不可或缺的点缀，不居主要地位。
最后，薛龙春教授指出，题刻是名胜联系历史的最可靠的物质性存在，题刻及其衍生物——拓本、访碑图与金石志，共同构建了摩崖石刻的意义，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名胜。乾嘉以后，金石学者重视文字的辨识与推求，这促使观览风景转换为阅读风景。其中，拓本作为一种兼具文本性和视觉性的媒介，既提供文本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想象胜迹，翁方纲和伊秉绶就曾通过黄易赠送的拓本卧游嵩山。因此，拓本与摩崖实物不存在孰轻孰重的关系。而访碑图由纪游变成虚构，使黄易等人得以将友人编织到想象的访碑之旅中，友人的阅读与题跋，又为景点增添了人文意趣。到了晚近，地方志中的“金石志”开始具有导览的角色,人们通过阅读这类文献，也能获得类似于“卧游”的乐趣。这启发了近代的旅游开发，石刻因而成为被积极开掘的资源与被打造的景点。
杜泽逊教授对薛龙春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陈硕副教授在评议时说到，通过薛龙春教授精彩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到，如今更为现代化的艺术史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表面的形式分析、拿来主义式的意义关联，而成为一个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精密复合体。这类研究往往专精与博通并举，成为当下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面向。
提问环节中，现场师生就如何以交叉学科的视角拓展《封燕然山铭》等新出铭刻的研究空间，不同书体的物质特性与伦理分工，碑刻及其衍生物的物质性的丰富层次，双钩刻划的笔画迭压对工匠工艺重构的可能，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是否会影响研究路数提出疑问，薛龙春教授一一耐心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